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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中国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国粹级“艺术”，这个原因是中国文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健全思想和创造价值的迂腐王国里，趣味单调、知识狭小、思想愚昧、观念消极和精神空虚，书法便自然成人们聊以自慰和乐此不疲的“艺术”。据出土的汉简来看，汉字的书写技法和文字体系，已极致成熟。多如牛毛的书法家，只能充当文字“裹脚师”的角色，毫无实质意义可言，反使文字载负过多的死累赘。 从古至今的书法家，基本存在于这三类人，一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官吏，二是醉生梦死的文人士大夫，三是碌碌无为的下层文人。文人士大夫是书法界的中坚分子，他们单而不博的知识结构和玩世不恭的人格构造，把文字书写手段视为笔墨游戏之目的，实则是一种虚无颓废的精神自渎。中国文明的衰败，无疑栽在这群“有术无学”和荒唐不经的文人手里，酿造了一个畸形的文化生态和审美症结。大凡书法审美要义，凡古必真，凡繁必雅，凡精必美。何况，写毛笔字可以修身养性，又不废什么脑子，更不象严肃的艺术那样，需要作者付出思想与人格乃至性命的代价。 事实上，书法的价值决不会越出清楚、正确、美观的实用范围，它与建筑、服装、园艺等，没有丝毫性质的区别。至于书写过程中，体现出个性、气质、修养，都是必然的表象，即使动物的盲动行为，同样呈现不同的姿势、态度和气质等个性特征。当然，书法存在既定的观赏范式──技术属性，而非特定的艺术属性。在欧洲，书法也曾作为一门艺术流行甚广，上流社的达官贵人常以书法品评一人一事；一手潇洒而流畅的字迹，足使小姐贵妇人们爱不释手和神魂颠倒；也出现了一些专门替人代笔的职业书法家。偏见文化和反常美感，必定被进步时代和健全观念所扬弃。 确定书法艺术的主体地位，则源于魏晋，“风骨”“气韵”美学观念也起源这一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状况颠来倒去和文化生态急剧恶化的时期，中国文明的质变也主要根源于这一历史阶段，许多病态的精神思想和观念价值，也都基于“魏晋传统”。从“天人合一”和”气韵生动”的玄理经验，进而演之，发展到书法“字正则人正”或“人正则字正”的理学精神。 历代书家，高于颜者不计其数，而颜体的正统地位，则与其颜氏家族的忠君大烈是密不可分的。唐太宗令颜师古校定经书，嗣后，“颜氏定本”作用科举考试中惯用书体。其实，颜家《干禄字书》的出现，已经违背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它的道统化，标致着汉字“增字减画”和“由繁而简”之发展路数，前功尽弃，也阻碍了汉字楷书向“行”与“草”和“假借”符号化的可能性；致使草书成为一种缭乱而难辨的书体，因其判别体系不被承认和接受，只让供文人追求风雅和笔墨效果的特定材料，并变成一种“由间而繁”古怪书体，至今如旧。草书一旦失去简易而效率的原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性。虽然，书法理论的历史源远，大体是一些形而上的玄谈与理学之体系，一般没有实际价值。其次，书法泛滥，成灾的不单是文字本身，绘画美术被强暴得更为厉害，虽有“书画同源”之说，还不如说，中国画是“非书非画”而不伦不类的怪胎。 毋庸置疑，书法艺术必然具有社会意味，在科举年代里，任凭一手好字青云直上和名利双手的，不乏其人。书法在中国向来都是贵族官僚文化，而事实上，光凭一手好字而无官无职，要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恐怕比登天还难。真正能成为书法家者，不外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本人官居要位；二种可能是本人在文化圈里吃得开；三种可能是本人有“金托”和“银托”。当然，皇帝是最容易成为书法家的；爱新觉罗家族就是天然的书法家。只要身居要位，顺理成章都是大师级“书法家”，走到那里都有求“墨宝”的。 有位台商，不惜重金四处托人，谋得中国大陆中央某元老替他的企业写一块厂牌。台商所看的，显然不是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书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象征，来展示企业的实力和势力，这样一块寥寥数字的厂牌，绝不亚于“尚方宝剑”之神威。在中国各地，上星级的酒店宾馆都备有文房四宝，窥待达官显贵的大驾光临和挥洒笔墨。其实，不光是商人一味儿唯利是图，文化界和学术界也毫不逊色，全国大报小刊都少不了政要名流的提名和题词，当然不是装饰封面和版面之讲究，而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护身符”。总之，书法不是孤伶伶的“艺术”，它的存在自有合理的因素，尤为对一个讲究形式的势力社会里，尤为如此。 这些年，随着东南亚经济奇迹与“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时代”神话的降临，在“国粹运动”兴起，“书法热”和“金石热”自不待言。狂热的背后，必有心静之人，譬如那些专职前书法家，个个都乔装打扮成博古通今的文人和十足风雅的墨客，实则江湖术士和笔墨痞子，如是稳坐钓鱼台的老道，不愁手足短，就怕鱼(愚)者少。稍有真才实学和无视精神的人，决不会与书协、书赛相沾边的。当然，走入歧途，并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真诚于书法者，大有人在。反正，无知与愚昧是书法热的根本要素，书协和书展门庭若市，只能证明中国人的艺术视野和文化素质的贫乏。 对于文人墨客的附庸风雅和故弄玄虚之顽症，吴敬梓早就断清了病因，只是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