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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冬天我在厦门鼓浪屿的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开会，使我意外的是这所景色优美的校园里到处安置着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并且这所学院还有着实力不凡的雕塑系。傍晚时分在海滩散步，涛声中想到了一位老人，80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国门，从此为20世纪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贡献了一生。 这位健在的世纪老人就是我们敬爱的曾竹韶先生，1908年7月7日他生于厦门市同安杏林区，在鼓浪屿这座充满艺术与音乐的美丽小岛上度过了童年时期。 《为雕刻艺术奋斗一生》，这是曾竹韶先生1990年为悼念在巴黎共同学习雕塑的著名美术史家王子云先生所写的文章的题目，这个题目其实也可以看作曾竹韶先生百年人生的写照。 曾竹韶先生的百年人生，与雕塑和音乐融为一体，也与20世纪中华民族艰难多舛的命运血肉相联。与世纪初的那些“五四”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他怀抱着艺术报国的理想，不远万里到欧洲学习，又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回到中国，献身艺术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复兴民族雕刻艺术，殚精竭虑，在雕塑创作、雕塑教育、古代雕塑研究、城市雕塑等多个方面，为新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代宗师。而先生又是那样的谦恭低调，从不张扬，淡泊名利，神清气朗。 黑格尔曾经将艺术视为了解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重要途径。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精神价值都反映在这个时代的艺术之中，那些杰出的艺术家，更是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研究这些杰出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历史走向。20世纪承继了19世纪的变革趋势，千年中国在动荡中走向新生，国家在社会精神教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艺术的功能来宣扬教化，而艺术家在国家的支持下，以美育来完成对国民的启蒙，以艺术来启发人性、培养情操。曾竹韶先生的艺术与他的时代互相呼应，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他忠实于他所热爱的雕塑艺术，注重艺术教育的传递。更重要的是他以敏锐细腻的艺术感受，关注人生，以充满慈悲的博爱，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对人类的爱以完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不仅赋予人物形象以全新的结构，更赋予饱满的思想与情感，从而在20世纪中国雕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具有奠基意义的雕刻大师。 本文不是对曾竹韶先生艺术人生的全面研究，而是对曾先生的雕塑艺术实践及艺术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做一些初步的研究与解读。 20世纪中国肖像雕塑的大师 在曾竹韶先生的艺术生涯中，纪念性雕刻与肖像雕塑创作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这与曾竹韶先生的早年留学生涯有关，也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要求有关。 1929年9月，曾先生留学法国，1932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师从布夏先生，1935年毕业后在罗丹的学生马约尔的工作室继续学习，他所处的历史时段，正是欧洲艺术从19世纪的写实主义向现代艺术的转型时期。在法国，一代雕塑大师罗丹在1919年刚刚去世，他的雕塑成为古典雕塑向现代雕塑转换的分水岭。30年代曾竹韶游学巴黎，有机缘在卢森堡博物馆观摩学习罗丹的《青铜时代》和《施洗者约翰》这两座巨制的原作。面对着这些壮丽沉雄、栩栩如生的形象，曾竹韶流连忘返，为罗丹艺术中的造型真实，主题深刻，性格突出，充满运动的生气蓬勃而深深感动。1939年，在罗丹逝世20年后的时刻，也是曾竹韶学成即将回国的前夕，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法兰西政府把曾经遭到拒绝的《巴尔扎克像》安放在巴黎赫斯巴街道和蒙巴那斯街道的交叉口。青年曾竹韶在巴黎，亲眼目睹了这一动人的景象，可以说，充满人文主义激情，源自文艺复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传统的罗丹，给予曾竹韶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40年后的1979年，曾竹韶还在《美术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文《罗丹：伟大的探索者和革新者》，将罗丹称之为19世纪文艺革命的一员闯将，称“罗丹的雕刻对于19世纪后半世纪的欧洲艺术界的确是一道划破万里长空的闪电，是一声发聩震聋的惊雷。”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曾竹韶先生的雕刻艺术，继承的正是法国雕塑中最有激情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人的形象，人的尊严，在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了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真实表达。另一方面，曾竹韶所生活的20世纪，无论对于欧洲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无数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和民族非常需要雕刻艺术家，塑造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英雄和伟人，而曾竹韶这一代雕刻家，就自然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时代的需要与雕刻家的艺术才能和高超技艺相结合，创造了新中国雕塑的一个高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财富。 在20世纪中国雕塑发展史上，曾竹韶先生最为突出的贡献应该说是纪念性雕刻，特别是纪念性的肖像雕塑，包括一些亲人和平凡人物的肖像(如《曾润像》、《老边头像》等)，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人物肖像雕刻的杰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蔡元培先生像》与《孙中山先生像》。具有历史巧合的是，曾竹韶先生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他的老师，20世纪第一代留学回国的雕塑家和诗人李金发，1925年从法国回国后作的第一件胸像就是《蔡元培》，同年李金发担任了南京中山陵的建筑设计评委，并于次年开始孙中山像的设计，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设计未被采用(国民政府最后邀请并采用了法兰西研究院院士、著名雕塑家保罗·隆德夫斯基的创作设计)。而在曾竹韶的手中，完成了李金发希望由中国雕塑家来做中国人的形象的愿望。 1981年秋，曾竹韶先生接受北京大学的委托，为蔡元培先生塑像。虽然在国立杭州艺专的时候，曾竹韶先生见过蔡元培先生，但为了塑造这样一位近代史上的民主革命前驱，一位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美学家的形象，曾竹韶先生还是不辞劳苦，对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背景和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理解。他为此跑到天津，向一位正在整理蔡先生全集的学者高平叔请教。高指出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实际在校五年，把一个腐败不堪的旧北大，改造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并非偶然。 从天津回北京以后，曾竹韶先生就放弃了原来制作的塑像草稿，重新构思。曾先生认为，纪念碑肖像雕塑，就其本质来说是传记性的，既要求形似，尤其重在神似，要通过形象来表现其内在的精神风骨，艺术家在再现历史人物时，应该比现实的历史人物更高大、更完美。 为了刻画出蔡元培先生“寓威严于和蔼之中”的形象，突出表现蔡元培先生的性格特征，曾竹韶先生在刻画蔡先生的额头和天庭时，力求显示出他那松柏挺拔严峻的性格;在刻画他的眉宇、双眼时，着重表现了他内心至诚、和蔼、对青年谆谆善诱的美德。 从《蔡元培先生铜像》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曾竹韶先生对待纪念性肖像雕塑的基本创作思想，那就是一定要充分占有资料，多方了解社会和历史背景，把握要雕塑的人物的思想、性格与形象特征，要认真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雕塑对象的亲属和朋友的看法，选取最能表现主体人物性格的动态与形象特征，突出传达人物的内心精神。概言之，曾竹韶的肖像雕刻，运用的是写实的方法，但追求的却是写意的精神。“以形写神”，这一切其实也是来自中国传统艺术“传神写意”的审美理想，正如吴冠中所说，中西艺术在最高的层面上是相通的。 同样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也表现在孙中山铜像的构思与塑造上，为了表现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和平、博爱”的伟大胸怀。关注“民族、民权、民生”的博爱思想。根据孙中山铜像筹建委员会对塑造铜像的指导思想和“全身立像，着中山装”这两个具体要求，曾竹韶先生经过反复思考，选取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一历史阶段的形象，确立了孙中山先生铜像的总体形态，是表现他站立在讲台上宣传革命道理时的雄姿，塑像的面部表情庄严肃穆，忧国忧民，但同时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通过动态、表情的塑造，曾竹韶先生力求使人物内在精神力量从作品之中体现出来。当人们面对伟大革命先驱的铜像时，仿佛能听见他还在呼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在塑造孙中山先生像的过程中，筹委会随时关注塑像的进程，组织观看有关的影片资料，并在塑像接近完成之际，邀请有关领导、学者、与孙中山先生相识的老革命家等到曾竹韶的工作室提意见，这对于提高塑像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曾竹韶先生认为，这是—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在以后建立纪念碑或名人雕塑时应该推广此法。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