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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2月16日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段正渠工作室 殷双喜（以下简称“殷”）：很高兴今天能在您的画室一起聊天。来之前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形容咱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叫做“熟悉的陌生人”，还是“陌生的熟悉人”。因为，要说“熟悉”，我和你一起渡过了青年时代;要说“不熟悉”，自从你到北京后，由于工作繁忙我们便很少有机会见面了。 近二三十年来，国内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作用在每个人身上，势必会影响到艺术创作。但我觉得，不论外在环境怎样变，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理想和坚持却始终没变，理想主义在我们心中的烙印实在太深刻了。年轻时我们谁也无法预料人生会有怎样的际遇，各自的艺术创作又会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当年在河南我们曾一起为了艺术而奋斗，之后同样还是为了艺术，同窗好友们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发展，有了各自的创作之路。所以说，“熟悉”是因为对老朋友的熟悉，“陌生”则来自于你艺术创作上的变化。由此我想问问，当你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创作之路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对于当年所抱定的艺术理想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发展和变化，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和思考? 段正渠（以下简称“段”）：老实说，我平时很少专门去琢磨这些年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日常教学中，我经常会向学生展示自己历年的作品，这也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作品的机会，不得不承认，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变化。应该说，1991年和段建伟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画展之前，我还一直处于摸索阶段，这之后的作品在题材上才基本定了型，就是以表现陕北农村的风土人情为主。八十年代后期创作的《山歌》、《红崖圪岔山曲曲》等，与之前的作品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形式和内容上，但是这并不是我刻意追求所导致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生阅历的增加，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 我认为，变化首先源于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力和判断力的增强，同时也源于自身艺术技巧的提升，这使我在表现原本比较吃力的内容时，能够逐渐变得游刃有余。面对创作问题，我始终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从不会刻意迎合什么，有时我也会尝试对自己的作品做一些调整，希望能有所突破，但是这些调整首先必须是能够被自己认可和接受的。从内心来讲，这么多年我依然坚持着当年的创作方向，技巧虽然在不断改进，但心里始终无法割舍对土地和农民的情感，还是乐于去表现那些隐藏在质朴之中的美与崇高。现在对陕北太过熟悉了，少了一些新鲜感，激情和冲动淡了，但眷恋和牵挂却加深了。在创作的时候，我时常会陶醉在回忆里，会回想起自己初次踏上黄土高原时所感受到的那份震撼，回想起贫瘠的土地和高亢的信天游。 殷：总结你之前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有许多重要的节点，譬如考入广州美院，之后在1989年第一次参加全国美展、199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油画展等等，这些重要的事件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段：可以说，在1979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之前，我所能接触到的大都是俄罗斯绘画的印刷品，因此我作品中在画面处理上特别偏重灰色。到广州美院之后受环境的影响，作品中的色彩逐渐变得丰富起来，色调更加明快了。刚毕业的那几年，我仍然坚持这种强调色彩的风格，直到我第一次去陕北。在那里，我发现之前使用的方法不能很好的表达我的内心情感和精神追求。此后，我试图追求一种更为单纯的表现方法，开始以一种近似素描的手法进行创作，画面色彩从浓烈转为轻快，从单纯的追求形式感转为着重发掘作品内涵，可以说这是我艺术生涯里的一个重要节点。1991年，我和段建伟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油画展，展出了《亲嘴》、《火堆》、《走西口》等等一共18幅作品，这次展览所造成的影响是我始料未及的，为以后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同时无形之中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由此我认定了粗犷的绘画风格，一直在摸索怎样通过黑色的轮廓线和厚重的色块来表现我想要传达的内在张力和生命感。 殷：在我看来，影响艺术家成长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个是地理人文，另一个就是艺术史。你的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黄土高原上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选择这些内容，是否和你儿时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有关? 段：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我生长在农村，那里充满了我儿时的回忆，我的理想也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我对土地和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所以当我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原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发现在陕北的风土人情中极大地蕴藏着我想要表现的和值得我表现的东西，只有通过画笔才能表达出心中那份感动和震撼，苍茫、贫瘠的土地，嘹亮、高亢的信天游，还有农民眼中的朴实善良和对生活的憧憬，化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去创作。 我之前常说“回到画室只要一打开录音，我就浑身激动，往画布前一站画就自然出来了”。意思就是，我只是通过自己的视角试图去表现真实的农村生活。这种“真实”区别于为表现“苦难、抗争”等主题而刻意夸大农村生活的艰辛和贫寒，更不同于仅仅为了强调批判性就通过奚落和挖苦塑造出扭曲、麻木的农民形象。我所表现的一景一物，都是在还原我眼中最本真的生命形态，不论是粗犷的画面语言还是质朴的人物造型，都是为了表达我在陕北所体会到的深沉情感。 我通过可感知的具体形象去传达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同时努力为欣赏者提供体悟这种情感的切入点——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所要传达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因此，在创作时我不会拘泥于某个人物具体、细微的表情，而是通过截取一些日常劳动和生活场景来表现那些曾经打动我的瞬间，《山歌》、《红崖圪岔山曲曲》、《走西口》、《东方红》、《兰花花》等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无论是引吭高歌、疾走奔跑、捕获河鱼，或是围炉夜话，这些具体的人物和场景中所承载的，是陕北农民的集体形象。我希望欣赏者能从我的笔触和色彩中，呼吸到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体会到陕北生活的欢乐和艰辛。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