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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日潮湿闷热的黄昏，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出喧哗的餐馆，无声地溶入广州市郊三元里狭窄的里弄中。我们费力地穿行，侧身避让迎面驶来的摩托。透过身旁壁立的陈旧不堪的楼房，我抬头眺望暮色里的天空，没有看见三元里抗英的大旗迎风飘扬。在这个外来人口与原住市民杂处的街区，最为密集的就是小餐馆、日用杂货店，以及射出暧昧的粉红色灯光的小发廊，大体上，它们满足了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欲望。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每个具有历史的大城市都曾经存在并尚未消失的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现象。早在1848年，恩格斯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城市对人类本性的扭曲。“……这种街道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和能力，同样是渴求幸福的人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谁对谁连看一眼也没有想到，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使人难堪，愈是可怕。” 我倾向于用“都市意识”来界说“都市人格”，后者使我惶惑。“都市人格”，是哪一部分都市人的人格？人格与人性是一种什么关系？不敢深想，唯恐掉进沼泽。而“都市意识”，却是一种虽然同样不可言说，但你却分明感受到的一种生存的状态，例如孤独意识、空虚感、对物欲的不倦追求等。 在理想主义破灭的今天，再没有比经常地回顾往昔的生活而更能体验到世界真奇妙。工业化的生产节奏、电脑时代的信息共享，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对所有的人都进行着灵魂的再塑与改造。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个时代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都市人格”的话，我想那不是别的，就是“商品人格”。看一看越建越多的大型超市和购物广场，看一看从城市楼房森林中蘑菇般冒出的连锁快餐店、每天充斥眼睛和耳朵的广告图像和声音、不断举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和飞机场来来往往忙碌的商人，这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大城市的宗教般的陶醉”，商品就是这种状态的莫可名状的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偶然开玩笑提到的“商品的灵魂”，就在都市的上空游荡，在每个超级商场的精美橱窗中无声地勾引行人。 在这都市汹涌的商品之潮中，谁能看到时代的贫乏？时代的贫乏不是物的匮乏，而是在笼罩人们的冷漠与孤独之中，理想、痛苦、爱情的死亡，在于短暂者不知自己的短暂，亦不知“神的行踪”。“神的行踪”是生存的意义，是世界与个人内心真实地敞开。 我想区分“都市中的人格”和对都市人格的艺术性表达中呈现出的艺术家的人格。毫无疑问，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我们不妨抽象地将“都市人格”分解为商人的人格、干部的人格、工人的人格、市民的人格。 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艺术家和所有其他都市人的区别在于，“大城市几乎永远不能在将它呈现出来的居民那里得到表达”。相反，大城市是在那些心不在焉地穿过城市、迷失在思绪和忧虑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这是一些享有“昂贵的闲暇”的人(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对大都市既深陷其中，又超脱其外的冷静观察，但这种独立的沉思默想，仍然带着迷茫的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彻底割掉影子一般的“都市灵魂”。 由此，“都市人格”由建造都市的那些人群来呈现，而都市人格的表达，由那些游离于“都市灵魂”的人来承担。我们所看到的艺术作品中的“都市人格”，不外是这个“都市灵魂”在画布上的舞蹈。当弗洛伊德说“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扭曲的再现”时，艺术，作为白日梦，就是都市人格的扭曲的再现。甚至那些再现乡村的作品，也渗透了作为都市流浪者的艺术家的灵魂之语。 当我们把所有的商品都作为人的创造物来看待时，我们对“物性”有了新的认识，这种人造物的“物性”实质上是“人性”的凝聚。劳动者创造产品，不仅凝聚了自己的生理和技能，也凝聚了他对“物”的认识和态度。艺术家的存在意义，在于他在大都市的物的海洋中凝视并且沉思，然后选择某种物加以表现，从中重新敞开人与物的关系，最终把握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就包含了都市人格的呈现。 如海德格尔所说，“物”这一词的原始意义是“聚集”。这样，当我们认真地开始选择某物加以艺术地表现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生存意义的“聚集”。在一个四散的物的世界里聚合起一个精神的整体，在一个缺乏意义和表征方式的时代中避免失语，保持思想的活力，这本身就是走向21世纪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基本的人格呼唤。 在所有艺术家的作品中，我都尽力去寻找，看他能否把握住已经过去的事情(包括正在过去的事情)，把握住一个活生生的自我人格的形象。由此，我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它是我能否在这个都市化时代有意义地生存的关键。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