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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坛上，总有着一些默默的耕耘者，他们甘守寂寞，名不出闾里，从不追逐功利，却把一生献给了艺术，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成就了浑厚的艺术造诣。2005年暮春5月，上海举办了首届中国意象油画展，展览集中了江、浙、沪三地在意象油画艺术创作上卓有建树的油画家们近百幅优秀作品。展览获得了比预期更大的成功。参观展览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参加展览的群星荟萃的众多名家中，有一位油画家尽管好评好云，但对其人却知之甚少。他就是来自浙江温州，已届古稀之年的陈天龙先生。 陈天龙先生的艺术历程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生于1935年，196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1962年又毕业于罗马尼亚著名油画家埃乌金•博巴主持的油画研究生班(“罗训班”)，后即留校执教。在1965年离开母校，回到故乡温州，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特立独行、寂寞守道、近于“苦行僧”式的艺术生涯。期间他曾避居偏远山岙近七个年头，亲近自然，积累素材，埋头创作。他的避居并非遁世，只是为了他所醉心的艺术，更何况“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最终他还是回到城市，在自己精心打造的精神家园里，犹如一个城市边缘人，惨淡经营着他的油画创作。 陈天龙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求学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其前身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立艺专，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而言依然是首屈一指的美术高等学府。陈天龙先生正统的“学院派”背景以及他在学校里所造就的深厚的艺术学养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60年至1962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的“罗训班”，是当时中国美术界的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被视为与1955年至1957年在中央美院举办的、由前苏联著名油画家马克西莫夫主持的油画训练班(“马训班”)并列，参加这两个训练班的学员，日后几乎都是中国油画界的中流砥柱，成为成就卓著的油画名家，对博巴和马克西莫夫来说，真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乐也”(吴作人语)，一语道出了这两个“油训班”所具有的经典意义。“罗训班”的学员由全国各美术院校选取青年老师以研究生的要求通过考试录取入学。学员总共13名，比“马训班”的学员总数还要少8名，而刚毕业不久的陈天龙先生，便以其优异的成绩、扎实的绘画根底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被录取。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绘画技能和艺术修养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在艺术观念上的提升。博巴是一位在艺术教育思想上富有创见的艺术家，注重开拓学员的创造精神。他在第一次与学员们见面时就说：“我来到中国，不想把欧洲的油画传统机械地搬到这里来，我认为一个中国油画家不应盲目地学习和纯粹地摹仿欧洲的油画，而应该在学习中注意中国的特点，创造出中国的油画。当然这不是一时就能实现的，而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他多次强调：“一件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加进了艺术家心灵的里的东西。画画是离不开自己的感受的……应该通过自己的判断和体会去画。”或许正是由于博巴这种开放式、发散性的教育方法，使陈天龙先生在出色地掌握和驾驭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技艺之后，最终离开了美术高等学府的高墙深院，“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选择了一条投入造化的怀抱，用心灵去感受和表现大自然的、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他在年轻时代夯得结结实实的底座上穷四十年的功力，建构起一座迥异于人的朴实无华而又内涵丰富的艺术殿堂。 陈天龙先生的油画创作以风景写生为主，这与他的艺术追求紧密相关。他曾动情地说：“对于画家，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春天’——夏天的山野，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风雪……一切都能在画家的眼底里构成美的形式。古人学画提出要‘师造化’。这说明画家要在获得真知，其最好的老师就是大自然。”翻开一部人类艺术史，期间以写生为终生追求的艺术大师比比皆是。诸如西方的凡高、塞尚，他们留传于世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在对人物或对景写生中完成的，他们摆脱了人为的“主题”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以纯粹的、铿锵有力的个性绘画语言诠释大自然的奥秘和内蕴。而中国现代艺术大师黄宾虹从少年时代即已携纸笔游历写生，早已深谙中国绘画特有的观察与表现大自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一直到阅历深厚、年已古稀之时依然大量游历写生，以一种求道的虔诚，“澄怀味象”，“静参内美”，期望在与大自然的参悟对话的过程中，探求新的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陈天龙先生深谙个中三昧，同样如此。他长期以来热衷于写生，始终饱含着内心的激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一种“神采奕奕的生命感”来表现大自然“色彩的幻觉，光的跳跃，结构的运动，形状的变化……”在他对大自然的凝神观照中，看出了物象的种种点、线、面、体块、色彩，以及这些因素的互相配合，它们的结构以及贯串其中的节奏和韵律，在画布上生动地呈现出他出于内心的风情万种的大自然。陈天龙先生的写生，自始至终是一种“以目会心，以心运手”的创作活动。他说：“作画始于感性，又以感性告终，中间的塑造过程则由理性主宰。然而理性与感性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是在哪个时候，哪个方面较为突出而已。”这里所说的感性，应理解为画家的艺术修养、审美意趣、文化底蕴、生活经历等所形成的对大自然敏锐的感悟和体验；而理性则是在技艺层面上驾驭自如的把握能力和富有独特个性的绘画语言。而这二者能否相辅相成，有机融合，则全赖画家的天赋才情和长期历练。陈天龙先生二者兼而有之，且运用裕如，得心应手，终收厚积薄发、渐入化境之效。 在首届中国意象油画展上展出的陈天龙先生的作品，如《古村》、《田边丛林》、《河边》等，都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代表了他当前的创作状态，应视为一种“现时完成时态。”在这些作品中，色彩的铺排，笔触的挥洒，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在形式语言上具有“深层结构”的特点，画布的色线运动形成“变奏”的形式韵味。面对客观的景物，陈天龙先生把一切逼真的细节进行主观的改造，用内心的意念和感受，操纵着笔触和色彩。画面上的每一笔、每一块色彩，都饱含着生命的激情。陈天龙先生善于用笔，擅长运线，他的笔触或轻盈洒脱，或滞重平实；他的线条或流畅自如，或虬结飞动，细察之下或远而视之，可在无序之中见到有序，见到深潜在画面之中的韵律和节奏，使人仿佛走进扑朔迷离的绘画语言的系统中，领略到作品中所充溢的浓郁的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感受到画家呼之欲出的支撑着画面的心灵颤动和生命激情。我们可以想像，当陈天龙先生从城市喧闹的尘嚣中来到大自然前，是如何激动不已地扑向画布，挥笔纵横的。或许在这样一种心灵得到彻底释放的状态下，他所呈现的风格和图式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 艺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和成熟的艺术家的一生，都是在不断探索和变化的过程中度过的，是一种“进行式时态”。齐白石在1919年前后六十岁时的“衰年变化”；黄宾虹从早年淡雅超逸(白宾虹)到晚年黑密深厚(黑宾虹)的变化即是两个著名的例证。陈天龙先生也不例外。他早年求学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时，正是俄罗斯巡回画派油画风格的一统天下。其后不久的“罗训班”，尽管博巴的艺术观念开放，教育思想也灵活，其艺术风格还是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余绪。但是陈天龙先生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一种近于执拗的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虽然在他早期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苏派油画的潜影和时代的痕迹，然而即使是在当时，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凸显自己的个性语汇而与当时千人一面的流行风格拉开距离。 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全面箍制艺术的岁月，的确是需要勇气的。如果说这还是因他的性格而在艺术上表现出一种叛逆的精神所使然，那么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创作环境的全面解禁和滚滚而来的各种艺术思潮的冲击，陈天龙先生的油画创作便从“自发”走向“自为”，在他面前所展现的广阔的创作空间，足以使他天马行空，自由驰骋。在一段时间里，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印象派，在作品中重视光色的摹写，并且致力于探索能够生动灵活地表现复杂的色彩变化的“疏散笔法”，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带入了表现主义的元素，笔触奔放粗犷，线条洒脱酣畅，色彩浓烈堆砌，作品更加显现其“精神性”的审美意蕴。这正应合了黄宾虹先生所说的“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陈天龙先生多年的创作中注入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意象的审美旨趣。 中国意象油画的着眼点，不是单纯的外部空间，而是“反观内视”。它起于外部的物象，同时又是一种“内心视象”。写生创作，面对物象，既观察又体验，从中领悟并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传达出物象的意韵神采和生命精神。陈天龙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户外写生，对景作画，他写生的目的，不是“再现”，而是“传神”。尤其是他近期的一系列作品，如2003年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的《稻熟》，2005年参加首届中国意象油画展的《岭上人家》、《水田》等，已看不到对自然的复制，而是他的内心情感在画布上自由自在的凝固。他的画布处理已超越了通过透视、明暗、点线、物体固有色等一些技术层面，而是蕴藏着“立象尽意”“物我融一”的情态，显示了陈天龙先生个人绘画语言的独特魅力。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也可以说是要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陈天龙先生以他的油画作品，做到了这一点。 “踏遍青山人未老。”陈天龙先生一生钟情于大自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以表现大自然为乐。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陈天龙先生既乐水又乐山，他是一位大自然的守望者。他从大自然中寻求美，寻求人生价值。他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矢志不渝的热爱，而他的写生作品也进而被提升到了生命的境界。陈天龙先生一生寄情山水，优游林下，清逸散淡，不求闻达，颇有着狂猬之士的风骨，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亲切中崇高，在平易中蕴含深刻。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陈天龙油画艺术的美学价值。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