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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铮的作品定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已经有人在看过他拍的图像后忿忿地叫喊了：这些鬼影幢幢，这些光怪陆离，这些生旦净末丑，这些另类与边缘的族群有什么价值？简直就是刘铮个人徒然的喧嚣。的确，刘铮以个人观念统慑的图像里充满着呻吟、恐怖、呆滞、木僵、虚无感、朽灭感和霉腐与墓穴的气息。刘铮虽然宣称自己不承担纪实历史和社会的职责，像那些著名的作品：《西太后、光绪大出丧》、《孙中山奉安大典》、《斗地主》、《上访者》……但客观上不管刘铮愿意不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在某一个时期，他的机匣里，却充溢着图像人类学意味的“国人”众生相。 在7年的时间里，刘铮从人类的功利世界出发，急转直下，进入到了一个阴郁的审美和审丑的天地。他积极而又审慎地用镜头覆盖着农民、僧侣、流浪者、囚犯、富人、乞丐、戏子、舞女、诗人、未亡人、残疾人、变性人、死尸、干尸及蜡像人物、雕塑人物。生活和观念互为激活又互为瓦解。他的作品胪列了因袭沉重的历史，死亡和战争的阴影，情欲、渴望、感情的误置，深刻的无聊，岁月的创痛，浅薄的世俗享乐和现代人的精神贫困。这些视野开阔，内容庞杂的众生相算不上纪实，但和纪实密不可分；算不上是表现，却与表现丝缕牵缠；算不上象征，可又处处表征着象征——“象征不是一种用来把人人皆知的东西加以遮蔽的符号。这不是象征的真实涵义。相反，象征借助于某种东西的相似，力图阐明和解释某种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卡尔·格式塔夫·荣格）。而刘铮的图像，正是这一方面体现着它的特质。 在“三界”（人鬼神）中，他用导演的办法去混淆现实与历史。他在幽思冥想中找到了他自己的戏剧化的叙述方式。他说：“我发现‘三界’更能体现我想象的发挥。我觉得人的想象是应该有翅膀的，不该受任何束缚……化妆。我特别对人的化妆着迷。化了妆之后，整个意义与原先的就完全不同。人结婚要化妆，在舞台上要化妆，在舞台下也要化妆……”刘铮在小型化的事件中还原着他的概念和抽象。站在批评家的位置上，面对着粗野、痉挛、唐突，面对着反讽、揶揄、隐射，面对着道德压抑，病态人格，社会的赘疣和夜晚有狼的风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会完全迎和着图像的振幅。 他在办个展时曾经对《三界》有过简略的自述：“最初我是要记录中国人的心灵状态，而后却成了我自身心灵的剖析，这是我未曾料到的。《三界》是在我拍摄《国人》中逐渐形成思路的。因为《国人》基于现实的创作，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对于传达我本人的观念存在一些障碍。为了拍摄《国人》，我走遍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有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它可以让我变得更加自由，这就是后来的《三界》，包括我以后的东西，它是一种更加自由的形式。不管形式如何变化，它都是传达我的想法和我生于中国的感触。” 刘铮，1969年生于河北，曾在北京的理工大学学习，1997年以前在工人日报做摄影记者。这期间，他拍摄了很多事故、尸体，保留了对人体的兴趣。成为艺术家以后，刘铮带着幽默和诗意的挑衅创作了新版本的《西游记》，一部中国的文学名著。在非常著名的系列《三界，意识的三个层次：天堂，人间，地狱》中，摄影师用黑白片拍京剧演员。他们不是在唱戏，而是在前台交欢，激情地享受，其他人物似乎对这样的做法不以为怪。黑白画面，近乎旧黄色，服装艳丽，不太可能的场景，极度兴奋的美丽的面孔，完全能勾起人的色情幻想，又使画面有一点仙气。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