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世界美术发展史，人们会发现世界各民族的先民在从事绘画的进化过程中，从绘画形式内容到使用的媒介物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是同步发展的，那就是由简单的图案向图案式的装饰性绘画进化。进人公元前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才逐渐出现了西方的油画和东方中国为代表的（工笔重彩画和水墨画）两大绘画体系。即使这样，它们的表现形式同样是由装饰性绘画向写实性绘画转化，或称由表现二维空间向表现三维空间转化。其表现的题材内容皆是由宗教性逐渐转化为人文性。可以看出，人类的绘画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进步和发展的过程。
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是：中国画进人人文时期要早西方几百年。中国独特的绘画形式和体系就其完美性和完整性也应早西方几百年。尤其是我国独立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形式的出现，唐宋年间已达到令人吃惊的艺术水准，足可以傲视全球。从唐代张萱和李公麟的人物画作品来看，其造型能力和表现形式的完美性同样高于其它同时代民族的水平。遗憾的是唐代以后，乃至清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物画似乎变化不大。尽管南宋出现了梁楷为代表的简笔(或称减笔、写意)水墨人物画法，元、明、清画家也曾创造了不同的勾描技法，但代代相传均存在造型能力弱，塑造人物形象个性不强的千人一面现象。就其写实能力，较之处在我国明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显然缺乏感染力和震撼力。清末出现了一位山水、花鸟、人物全才的绘画大师任伯年。他的人物画造型能力和表现形式较前人均有突破。我十分赞赏他的一幅人物画《高邕之像》，他以出神入化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身形动态，十分生动。但其面部刻画仍稍嫌不足，与其衣物潇洒、果敢的线条相比。显得十分柔弱。这说明画家在面部形象深入刻画上仍有差距。民国年间出现了革新领袖人物徐悲鸿和学生蒋兆和，徐、蒋二人均接受西洋素描、解剖学训练，结合中国传统技法，深人生活，开创了近代人物画写实新风。蒋兆和先生四十岁前后创作的巨作《流民图》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前无古人的、具有震撼力的里程碑式作品。但此作品表现光影过强，显得有点素描味太重。我曾见蒋先生四十岁时画的一幅《医生肖像》，画部刻画人微，医生着装的中式棉袄，画家用墨块塑造成形，甚至表现出了丝绸面料的质感，非常精彩！蒋先生五十岁以后身体欠佳，未见先生有高于《医生》水准的作品，但他培养了一批当代中国优秀的人物画家。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另一位对当代人物画颇有影响力的画家梁黄胄先生。他以速写线条入画，十分生动，创作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但线条洗练程度不够，因此精品传世不多。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有能力表现现实生活和有刻画深度的人物画作品，据我所知有：黄胄的《风雪塔里木》，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周思聪、卢沉合作的《周总理慰问刑台灾区人民》等。这个时期的画家虽然在创作的自由度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大家都在深人生活的基础上，走上了科学写实的道路。以上作品无论在人物形象的造型刻画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以及审美取向上都有着积极意义。七十年代以后至今，活跃在人物画坛个人风格突出且有影响力的画家：范曾、王子武、周思聪、石齐、石虎、梁岩、胡永凯、沈道鸿、王明明和何家英等人。范曾擅挥笔直取，以刚劲洗练的线条与泼墨相结合，勾画出其怀古情丝。王子武早年的《齐白石像》刻画人微，引人注目，而后又以苍润的简笔画法创作了《曹雪芹像》，表现出一个不得志的文学巨匠的苍凉生态，在画坛影响很大。周思聪早年创作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但个人风格并不突出，晚年作画追求形式感，线条苍茫，画出了朦胧美，带有忧伤情调，可惜她英年早逝。石齐以泼墨、重彩入画，讲究构成，似求现代意味并倾注东方神韵。石虎或以水墨作画，或以浓彩厚涂，他擅夸张变形，作品带有古朴粗放意味和神秘色彩。梁岩作画笔调豪放，勾勒与皴擦并用，十分轻松，点点戳戳北方农民形象跃然纸上，抒写着这个北方汉子的怀乡情结，他能作米高人物头像，令画界瞠目。胡永凯具平面装饰趣味的人物风情画令画坛耳目一新，但他不是时下流行的工艺制作画法，其无论勾线或着色，均讲究笔意墨韵，令其追随者望尘莫及。沈道鸿力求对物象进行深入刻画，追求质感、量感、空间感和光感，用水墨和浓郁的色彩、色调演绎着自己的东方情怀。王明明是位全才画家，人物、山水、花鸟皆佳。他善画点景人物，把人物带到更广阔的意境中去。何家英的工笔重彩人物得到业内人士高度评价，近年多作水墨淡彩现代仕女，人物形象刻画人微，有一种婉约的情调。 以上画家基本体现了当代人物画坛的风貌，他们以各自的风格在影响着新一代人。中国人物画应如何向前发展？如何“笔墨当随时代”？怎样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风格新作品，是摆在有为画家面前的任务。日前在张仃先生八十岁《艺术成就展》上，我见到老人家在前言中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生长在一个有毛笔和宣纸，还有墨的国度里，真是幸运。”读到这句话，我内心十分感慨，短短的一句话字里行间表达了老人对祖国、对国画艺术的一往情深，而这深情又是那么质朴和纯真。我不知道参观画展的其他画家和观众是怎样理解的。我觉得这句话似乎也表达了老人对国画艺术发展方向的希冀，那就是不要辜负了宣纸、毛笔和墨。 人们会注意到，自元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后期至今，大多数名家均喜用生宣纸作画，最近又发现一些年轻画家在生宣纸上画工笔重彩。可见人们对生宣纸的性能和潜在的表现力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新的绘画媒介物品种繁多。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相互交，融渗透也是必然的。如何保持中国画的特色？我想生宣纸这个国家将会愈来愈显示出其作为中华民族国粹绘画主要媒介物的价值。1987年，我在日本首次举办个展的前言中曾这样写道：“中国特有的生宣纸、毛笔和墨是神奇般的绘画材料和工具。即使你刻意的写实，其效果依然是一种艺术的真实，这就是我如此眷恋水墨画的原因。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也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为了造福人类。艺术家则应不断发掘它的美感。我的理想就是在这张薄薄的生宣纸上，把对大自然的感受和理解缜密表现，奉献给观众。我不懈地努力着，我期待着我的画——中国画能成为世界语言。” 显然，我是一个坚持写实性绘画的人。我认为具有个人风格的写实性绘画永远是人类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基于这种理念，几十年来我不敢怠懈，勤奋的工作着。我把生宣纸当作油画布来用，努力在生宣纸上寻觅着、探索着、创造着，并时时用自己的作品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写实派大师相比较。我相信在生宣纸上运用色、墨同样能表现出物象的质量感、空间感，阳光感和时空变化来。同时我也确信这是一条中国画创新并走向新的辉煌的道路。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在人物画坛倍加赞赏在生宣纸上勇于探索和开拓的沈道鸿先生。我认识沈先生是1994年在新加坡举办“亚洲华人名家绘画”联展。他的一幅浓郁的土红色为主调的巨作吸引了我，题为《良辰吉日》。作品描绘的是藏民宗教活动的热烈场面：一队喇嘛吹打着各种乐器，由远及近，浩浩荡荡走来。画面整体感很强，黑白灰关系处理得极为考究。人物动态、形象各异，而且十分生动。这幅画在画展中非常夺目，与众不同的是色彩强烈、厚重而且协调。作者在人物衣物中设色是土黄、土红、赭、朱红和棕色等暖色调；又在衣服饰物和乐器等道具上穿插运用了紫、群青、普兰等小面积的冷色，这种色彩的对比和互补关系使得画面色彩十分响亮。画家并没有画任何光影，背景依然是国画家习惯的空白，但整个画面却充满了阳光感，可见作者高深的色彩修养。有趣的是：从画面整体来看，虽然场面十分热烈，但仔细观察人物面部表情的刻画就会发现，这些喇嘛乐手们显然是出于职业的原因：表面上吹吹打打十分热闹，内心里却是一种无奈。作者把“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幽默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足可见作者深入刻画的非凡技艺。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画形式的民俗风情画，其构图、造型，深入刻画的能力以及色彩、色调的运用完全可以与西方写实油画大师的风俗画相媲美！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杰作居然是在落笔成形、难以修改的生宣纸．上完成的。它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物画的新创造。敬佩之情使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我们一见如故。当时我已在新加坡居住，道鸿一家正在办理定居手续。半年之后，他全家人来到新加坡和我做了邻居。两家人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我和道鸿相互观摩作品，谈论古今中外绘画艺术。道鸿比我小两岁，他为人忠厚而率真，也颇有几分豪气，我们自然成了志周道合的好朋友。 道鸿是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他自幼家境贫寒，十二岁就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去打零工，以补家用。他卖过小菜，拉过板车，当过修路工……他没有机会到美术院校去接受正规训练，只是利用工余时间勤奋地学习，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他还十分爱好文学、历史。与他聊起：中外名著，唐诗宋词，他如数家珍。功夫不负中外名著，唐诗宋词，他如数家珍。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小有名气的他终于在成都画院组建时成为一名专业美术工作者。从此如鱼得水，更加勤奋作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创作了一系列感人作品。道鸿能创作鸿篇巨幅，也能画盈尺小品。他题材广泛，画人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骚客，大儒高僧，樵夫渔父，思妇征夫，古人今人，国人洋人无所不能。作为一个人物画家，通常还要会画山水、林木、鸟兽等，只会画还不行，作为配景还要处理得当，道鸿就有这个本事。我曾见有些名气很大的人物画家，作品中人物画得很好，只要有配景则漏洞百出，从笔墨到造型均不伦不类，与人物相衬显得很不协调，甚至破坏了画面整体效果。道鸿在2000年创作了一副题为《杜牧秋夕画意》的古代仕女画，配景中泼墨手法的瓶花居然处理得与连衣裙图案都刻画得十分精致的人物十分协调。他把仕女后面作为背景的山水画屏风也画得有实有虚，深沉厚重，山石、林木的皴点法竟然不亚于一幅山水画家独立的山水画。虽然如此，但这山水屏风并没有喧宾夺主，因为他把前景的床榻、靠垫和仕女上衣都处理得十分浓重和整体，从而拉开了空间距离。这幅画饱满、充实，非常有量感。如此有冲击力的仕画应是罕见的。 几年前，我到香港办画展；与香港著名艺评家、收藏家、资深画廊经理人郭浩满先生谈起沈道鸿的绘画艺术。郭先生称，就全国的人物画家而言，论综合实力道鸿应评总分第一。我赞同这个说法。郭先生又说：“不知为什么有些画家对道鸿并不十分认可。”表现出一副无奈的神情。“可以理解，不过这种不认可带有种酸酸的味道。”我感慨地笑着。绘画作品历来是要给观众看的。不同的观众群会对作品有不同的欣赏角度或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事。问题是有些专家们往往会带有自己“专业”上的偏见。这种偏见历史上中外都有，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中国像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李可染、石鲁这些革新派画家，都是在保守派的贬斥声中日益强大起来的，并在绘画史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分析“不认可道鸿艺术”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搞所谓“现代”绘画的人；另一类应是推崇所谓“文人写意”画的人。目前，在中国搞“现代派"显然是气数渐尽，这是中国文化根基和国情民情所决定的。应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打着恢复传统的旗号，鼓吹所谓的“文人画"的势力正在努力左右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一这些人头上还带专家、教授和美术界官长的桂冠，因此他们的作品和言论往往会带有迷惑性。六十岁以上的专业人士都应该清楚，对中国画主流的定位，早在60年代（文革前）就在美术界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唐宋的写实性绘画。奇怪的是改革开放后，文艺政策宽松了，给了艺术家更多的自由空间，结果随着洋垃圾的涌人，封建遗老遗少发了霉的土特产也时兴起来。那些高喊恢复“传统”，推崇所谓“文人画”的人，大多在自己作品中毫无新意。他们每天在重复着几乎是同样的物象，重复着从古人前人那里抄袭来的笔墨形式。“笔墨”、“意象”、“写意”是他们的口头禅，其实在他们的作品里只能体现出“笔墨”是流程式的古人技法；“意象”是脱离物象的肆意歪曲；“写意”则是粗糙的表现形式。近年来，他们把“笔墨”解释得越来越离谱，似乎笔墨有脱离物象造型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我注意到这些人总是喜欢夸大中西绘画在视觉效果上的差异。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国画表现的应是内敛的、含蓄的；西画表现的则是表象的、张扬的。其实即使有这种视觉效果上的差异也并不是东、西方不同种族人类的视网膜造成的，不是人们对自然界物象的美感的鉴别能力造成的，虽然与绘画媒介物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与国家的表现能力有关。那些主张恢复传统的人，实质上是主张抱残守缺。他们不懂得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艺术层面的认识和需求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法则，它要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只有在变化和发展后传统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延续和充实。就“笔墨”而言，现存前人的“笔墨”形式是前人在面对特定的物象进行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的画家则应面对新题材，新事物、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笔墨”形式。 沈道鸿先生说得好：“看见太阳照射下通体辉煌的色拉寺；亲瞻青海安多神山圣湖和终年苦恋珠穆朗玛峰的永恒不化的积雪；目睹若尔盖大草原上汹涌翻卷的朝圣人潮；面对康巴汉子那粗犷的脸与被风雪撕咬着的老羊皮袄；还有那展示着野性和爱的胸膛的浩瀚荒原，中国画的‘笔墨’当如何演绎？道鸿是很注重国画艺术传统的画家，善于用充满东方情结的线条来塑造物象形体。他喜欢用长锋羊亳，用苍茫、厚重，柔中带刚的线条来表现人物形体结构和虚实关系。更为可贵的是，他面向生活，针对不同的物象能创造出不同的表现技法，尤其是他创造出了崭新的色彩“笔墨”语言。他说：“我的选择属于非理性，任由感情与体验撞击而生发。我忘乎所以地去刻画藏族男人粗犷的脸，企图把皮肤下的血脉画出来，那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血脉中涌动着酥油和阳光混合着的巍峨。我动情去画牧人老羊皮袄的裂缝，因为那里写满了草原-的沧桑故事。我以敬畏的心情去画印度人忍受肉体痛苦的神祭和他们在阳光下鼓瑟的场面，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饱受苦难、古老而深沉的民族……我至真至诚，模糊了传统、章法，已不在乎‘笔墨’规范。我已无法在古人前人的模式中找到表述的语言方式。”可以看出，道鸿是一位对生活，对艺术至真至诚的画家。正是这样，他在2000年创作的《若尔盖草原纪事》中，对藏族汉子粗犷的脸上精微地刻画出了流动着的血脉。1998年创作的《大昭寺》中他刻画两位藏民的面色，赭红基调中略带兰紫味，似乎展现出紫外线照射过度的皮肤质感。他用色墨结合的“滴染法”表现老羊皮袄的重量感，利用色彩冷暖关系表现老羊皮袄的亮部与暗面，又用淡淡的笔触和着微妙的色彩变化刻画皮袄的褶皱，似乎表现出了老羊皮袄所经历的岁月。他在2001年创作的《恒河之音》是表现一组印度人男女在阳光下鼓瑟吹奏的情景，其中一位妇女的长裙是以红色为主调，又杂以黄、赭、紫等色，他以破彩法和飞白法来表现其绸缎的质量，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道鸿这些至真至诚、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笔墨”面前，在道鸿这些沁人心脾，豁人耳目的作品面前，那些不认可道鸿艺术的人该作何表现呢？我看还是不要吭气儿，屏住呼吸，仔细研究、学习为好。从道鸿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凸现他艺术风格的，除去那抑扬如游丝，顿挫若折钗的精于造型的线条外，更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在画面中大面积地引进了色彩，使色彩成为画面的主调，因此在他创作的许多以古人为题材的作品中也都体现出了现代精神。他的色彩运用得绚丽，响亮而又典雅、浓郁、凝重。这种色彩色调的引进无疑给近几百年流行的水墨为主的人物画注入了新的活力。道鸿这种注重色彩表现的人物画，我把它称为？“彩墨”人物画。它区别于水墨和工笔重彩。工笔重彩画法从古至今得到了发扬光大。虽然也十分重视色彩表现，但其画法比较单一，一般说来是在绢或熟宣纸上采用勾勒渲染法，颜色是一层层罩上去，不留什么笔墨痕迹。我所定义的“彩墨”是在落笔成形的生宣纸上完成的，能够清楚地看出画家在运用色彩造型时的“笔意”、 “墨韵”，相对来说难度会更大些。这种“彩墨画”在中国画史上十分鲜见。我只知道清末年间赵之谦、朱耷、虚谷、任伯年等人开始在生宣纸上创作以色彩为主调的花鸟画。其中就色彩的运用丰富且富于变化者当属任伯年。但任氏在山水和人物的表现上仍是以水墨为主，仅设淡色。任伯年五十岁时用所谓“没骨法”创作的《寒酸尉像》十分精彩。我认为初具“彩墨”，人物画雏形，可惜此类作品为仅见而已。据专家考证，清末画家之所以开始画“彩墨”，是与当时解除关禁，受传人的西洋画影响有关。近几百年来，中国画与西洋画比较，色彩的运用上显然处于弱势，其客观原因不少，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与自元代以来政界、文化界名人过于推崇所谓“文人画”有关。在“水墨至上”和“写意”的潮流下，画家们都在水墨上作文章，自然忽略了对色彩的追求。再者．，色彩、色调的运用显然要比单一的水墨要复杂得多。这恐怕也是画家们怯步的原因。我见过民国年间的画家。也画过一些类似“彩墨”的作品，但介乎水彩画，水平有限，很难定位。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李斛先生曾画过一批“彩墨”人物半身像，讲求色调，色彩运用得很好，在人物画坛引人瞩目。李斛先生写实能力很强，从他人微的刻画中可以看出画家付出的辛勤劳动，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能不说是“彩墨”人物画的损失。李先生的作品仍存在光影过重，笔墨韵味不足的缺点。70年代，三十岁出头的王子武先生画了一批“彩墨”人物头像，大多失落民间，面世的仅有《齐自石像》。《齐》画是在皮纸上完成，其精微程度连老人脸上的痣都刻画得十分饱满。中国画中的赞语‘栩栩如生’四个字放在《齐》画上倒是十分贴切。子武先生是我敬重的画家和朋友，他性情高洁，淡泊名利，年届七十的他少于绘画，偶作简笔水墨花鸟。与其谈起当年画“彩墨”人物的初衷，他说“只是为了论证中国画也有充分的表现能力而已”。我十分惋惜他没有在“彩墨”之路上走下去，创作出有分量的巨作。作为一位有为的职业画家最大的心愿应是在有生之年画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丰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贡献。为此，大家都面临着创新和如何创新的难题。为了创新，画家们绞尽脑汁，一些人在媒介物上做文章，大搞特技，有的荒唐到甚至要取消毛笔。有的人在西方所谓“抽象派”和中国所谓“文人画”中找出路。令我不解的是一些本来画得相当好的颇有名气的画家也迷惘了，大搞脱离物象造型需要的笔墨趣味，并以此作为创新和风格。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与“创新”无补的努力。 我一向认为：绘画技法的创新有两个来源，一是面向传统，一是面向生活。不善于向传统汲取营养的人是愚蠢的人，不敢面向生活的人则是艺术上的庸人。前者易，后者难，前者教你起步，后者使你奔腾。那些侈谈“笔墨”、“意象”、“写意”的人，根本不懂“笔墨”是要还有个性语言的，而个性的“笔墨”语言是画家在长期深入生活的艺术实践中，通过写生锤炼出来的。只有用带有个性的“笔墨”语言去塑造出具有个性特征的物象时；才能达到“意象”和“写意”的效果。他们也不懂得“创新”的内涵。“创”是要在前人成就基础上的“创”，“新”则是要符合人类绘画进步发展规律和健康审美取向上的“新”。在创新的问题上，沈道鸿先生显示出了他的大智大勇。他的大智体现在能站在美术发展史的高度，审视绘画艺术发展规律，面对中国画色彩的弱势，把占主流地位的水墨淡彩人物画转向“彩墨”。他的大勇则是选择了以色彩为主调的表现形式和敢于攀登“彩墨”写实的高峰。道鸿给自己的定位是高标准高难度的。当人们面对他的一系列以色彩为主调的作品，进而欣赏画面中色彩饱满的精微刻画时，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了解其中的高深程度。他都浸透着素描和色彩冷暖关系微妙变化的深入刻画，是在落笔成形的生宣纸上进行的，是依靠画家如同精灵般的笔端完成色彩“笔墨”向艺术形象转换的过程。这种色彩的转换显然要比水墨的转换困难得多。又有谁知道在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换过程的背后又凝聚了画家多少修养、智慧和辛勤劳动呢？ 有成就的画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延续型画家，他们在继承前人传统基础上发挥自己的造型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另一类是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造新的表现形式，进而形成具有新时代精神的个人艺术风格。我称之为开拓型画家。道鸿显然是属于后者。我赞赏道鸿的画，因为他用色彩写实，把传统水墨画难以表现到位的质量感和阳光感向前推动了一步。我赞赏道鸿的画，因为我看到代代相传的水墨人物画终于进人了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我认为遭鸿似乎在开拓着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彩墨”画派，正在完善着一个具有时代面貌的彩墨画体系。他的作品深沉大度，具有一种“正大气象”。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道鸿的，“彩墨”艺术和他的努力，会在美术史上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也许会有人问：“沈先生的画有没有缺点呢？”我回答：“当然有！”我认为写实性绘画无论中西，没有缺憾的作品是罕见的。就举世闻名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而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人物固然画得很好，但他的风景却画得仍很稚嫩。米开朗基罗的《教堂天穹壁画》虽然精彩，但用今天的眼光看，远不及他的雕塑作品来得完美。拉菲尔的作品十分精美，但有些仍稍嫌带点儿娘娘腔。易于修改的油画名作尚且如此，道鸿的“彩墨”画自然不会例外。譬如：他在创作人物众多的巨幅作品时，背景人物会处理不当，把握不准虚实关系。一我在文中赞美的《良辰吉日》一图，远处一个人物的手画得过小，与胳膊比例失调。又如在《杜牧秋夕画意》中，仕女的手腕稍觉纤细了些。再有道鸿往往喜欢过多题字，会影响画面整体效果等等。 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似是而非、“指鹿为马”、“皇帝新衣”式的所谓“抽象派”或“文人写意”画作品，观众才会找不出毛病来。因为观众看不出他们在画什么，表现什么，其实连作者本人大概也说不清楚。我推崇写实性绘画，因为写实性绘画最能体现画家关爱人类，关爱社会，关爱大自然的真情实感。如本文开篇所言：写实绘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它必将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我经常对学生讲：“中西方绘画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风格流派，涌现出许多写实绘画大师。新生代写实画家要避开他们的身影，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确是困难的事。新生代画家如同生长在森林里的幼苗，要与那些已经成才的参天大树竞争水分、阳光和空气，需要有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的西方画家大多是些知难而退的弱者。他们不敢挑战权威、先贤。他们在写实性绘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搞什么“立体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等。他们缺乏艺术家的真情实感，只不过是把古代先民们的图案、不规则形图案或装饰性绘画拿来翻新而已。有人说这是“前卫”，我则说是后卫，是倒退。历史上任何公认的艺术大师的作品都是要经过历史的积淀和考验。20世纪西方所谓的“现代派大师”及其作品是被当作工业产品一样广告、宣传炒作起来的结果。尽管毕加索举世闻名，用句时髦的话说，他的人生是很成劝的。最近他的一幅不成样子的油画居然可以卖到上亿美元。毕加索在我心目中仍不过是一个有天分的狡猾的嬉皮士画家而已。他的画可以炒作成价位很高很高的商品，但却永远不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在当今号称世界“现代艺术”中心的美国，艺术已经堕落为政治上愚弄民众的工具。在所谓自由的幌子下，艺术家在由嬉皮士向暴徒转化，人性在向动物性转化。在所谓“反传统”的观念下卜反艺术、反社会、反人类的暴行比比皆是。站在20世纪的今天，审视20世纪的西方绘画，完全有理由说它是走向了没落与颓败。令我惊讶的是，在美国居然还有位写实性绘画大师依然在顽强的战斗着，那就是怀斯。可见在任何环境下，真正杰出的艺术家永远是独立思考的，永远是独往独来的。回顾20世纪的中国绘画，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中国的画家们虽然在这个世纪中经受过不同的磨难，但他们仍然坚持了绘画艺术健康发展的方向，为后代留下了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的中国画坛，尽管有些“专家”、“教授”和“美术界权威人物”在极力宣传所谓的“文人写意”画，我坚信它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因为在我眼里，那些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脱离物象的笔墨游戏式的所谓“文人写意画”，只能作为业余爱好者或退休老人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娱乐方式而存在着保留价值。我认为中国写实性绘画比西方油画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写实性绘画远远没有画够，历代名家并没有把写实推向极致，写实的表现形式也有广阔的发挥空间。我赞赏沈道鸿的“彩墨”艺术，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勇于探索敢于创造的“彩墨”写实会给人们以启发。“彩墨”是一个新课题，是一个难题，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突破口。我相信，通过致力于“彩墨”绘画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彩墨”画必将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画派，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我喜欢拿“彩墨”画来与西方写实大师的油画相比较。我们即使找出了差距，内心却增添了几分骄傲，骄傲的是中国新一代“彩墨”画家正在打开中西方绘画在视觉效果上的壁垒，在民族特有的绘画媒介物——薄薄的生宣纸上演绎着色彩写实的神话。这个神话足以让西方观众倾倒，令西方画家瞠目。有人说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赞同。但我还要补充一句，艺术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我相信“彩墨”艺术必将会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沈道鸿先生将出版画集，嘱我为序，谨以此文祝贺道鸿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并献给热爱写实性绘画的朋友们。 乙酉岁暮于京郊不惊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