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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事无论大小，既已发生，便必有因缘。我结识书法家朱非的因缘，是姜寿文先生带来的一幅作品，大书“晋唐古风”四字，体态庄正，笔运墨转之间，光华内敛，署“山阴朱非”。由此想见其人，隐约一善书艺，而以晋风唐韵自赏的隐德君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由于研究晋唐时的一大学术思想流派——重玄学，所以对晋唐思想文化，深浅有些了解。在我的感受中，晋唐人谈玄论道，既古典，又现代。古典是表达方式层面的，现代是思想内涵层面的。他们谈有说无，讲名教，任自然，概念很古奥。但在这些概念的背后，却是现代人同样关注的自然和社会的秩序原则问题。社会的秩序原则，根植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对于秩序模式的认同，而认同必然包含习惯的因素，于是，古典的、传统的规矩和法度，在不同的时代同样都是建构秩序的文化资源，晋唐如此，当代也未尝不是如此。 晋唐是玄学、重玄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书法与玄学、重玄学，对于晋唐时的知识精英来说，或许同样是表达思想情绪、生命感悟的语言工具。差别只在于前者具象，是艺术的思维，可以显现为肘下功夫；后者抽象，是思维的艺术，某些极玄极妙处，语言流洩不出，于是，清谈中练就敏捷才思的玄学家，也要说个“言不尽意”。站在后来人的角度看，语言所不能穷尽的玄学之意，既有对于物理的思穷造化的新发现，更有关于名教与自然相砥相砺的现实生命感受。倘若落在名教或自然的任何一边，都可以像《宋史》评议苏东坡那样，“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把话说清楚。守名教的“礼法之士”，可以强调规矩法度是立身之本；率性的旷达者流，可以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试图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的，就未免要“言不尽意”了。例如乐广，见人任放以为达，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但名教规范中究竟有什么可乐的，有什么是符合人性的从而成为自我的信仰，乐广就未曾说清楚，就有些“言不尽意”了。 朱非先生以善作晋唐书名家，时评以其为信古而能力行。后来我有机缘观瞻他更多的作品，相信时评不谬。对于朱非的书法成就，我不能以非专业的立场谬赞一言，只是就大概气象看来，他用晋唐人的书法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指间竟能略无凝滞，所以羡艳之余，不免要怀疑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不在生活的日用伦常层面，也不在玄学思辨层面，而是发生在书法等艺术中的意境。 对于书法家来说，晋唐碑帖或许就是专业训练的经典，是由传统所形成的审美认同的范式，也可以说是书法行为中具有规矩和法度意义的“名教”。朱非运用此“名教”的语言，生活在此“名教”之中，几十年如一日，倘若不能体会到其中的至乐，又情何以堪？ 很荣幸，朱非到北京，在我这不算大的观复斋濡墨挥毫。于是我若有所知，晋唐碑帖之于朱非，也只是庄子所谓先王之“陈迹”——与碑帖之于我们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一样。所不同的是，朱非能再现先王之“所以迹”，所以他享受着“名教中自有乐地”。 卢国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