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古玩鉴定，追溯渊源，古来有之。但从历史上北宋中晚期、明代晚期、清代康乾盛世和清末民初时期的四次收藏热来看，文物古玩鉴定无疑贯穿其中的。只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第五次收藏热，反映全民参与收藏的热度和文物古玩仿造规模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巨大的利益冲击下，加上许多专业鉴定工作者的不图进取，严重与市场脱离，导致鉴定这一领域的混乱，出现“老鼠(小偷)村”现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代、明代和康乾时期的文物古玩收藏，不包括皇家性质的收藏，民间只限于少数官宦和文人学者爱好此道。文物古玩造假、文物古玩鉴定只是小范围，所以鉴定成就也就很有限。流传下来的“著录”除明曹昭撰的《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具有影响力而外，其他多见于文人的杂记和小说之中。真正兴起的文物古玩鉴定之业，是清初康乾至民国时期。清末至民国古玩行业兴盛，主要是国外对中国文物的瓜分和关注，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的保护性收藏，使得大批古董要买进卖出，文物古玩鉴定成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此也关系到古玩行业中每个人的荣誉和身家性命。比如，古玩商沈古甫因花10万元买了几件假乾隆官窑瓷而倾家荡产，古玩商刘东轩因将一块真黄田石看走眼而活活气死。所以，民国的古玩业界的人，都极其认真钻研鉴定方法和苦练鉴定基本功。从而造就一批真正务实的文物鉴定专家。广州许之衡(1877-1935)，北京孙瀛洲等老前辈在当时都是数一数二的鉴定行家。解放后进入故宫(微博)博物院的文物鉴定专家，除了陈万里老前辈是我国近代第一位从民国时期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古陶瓷学者而外。孙瀛洲老前辈就不用说了，耿宝昌老师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前，也是从民国时期的琉璃厂学徒而摸爬滚打出来的古陶瓷鉴行家。耿宝昌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是故宫博物院灵魂的守道者，退休之后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书画方面，随着徐邦达、谢稚柳、启功并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三大家”的鉴定大师们相继离世而留下的空缺，竟一时无人填补。这些鉴定大师们贡献和作为，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丰碑，无论他们从业务到做人底线都是我国文物鉴定业的楷模。
　　鉴定领域的“老鼠村”现象，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这个题目确实很扎眼，文物鉴定领域的一些“专家们”看到一定很不爽，这不是成心让人家难受吗？但先别急，听我慢慢的讲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某省一个村庄真实的故事。当听完了故事，再结合如今鉴定领域的很多不正常和整个鉴定界的坏名声，就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么个题目。晚生后学，确实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有一位敢在西门子大门口砸冰箱的中国人说的好：“面对那些曾经有成就的人，我们继承他们的好的，批评他们的不好的，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鉴于此，拿鉴定领域的混乱不堪来打个“老鼠村”这样的比喻，也算是批评他们不好的现象吧。
　　话说某省的某个村庄，原本是民风淳朴、积极向上、安定和谐、没有杂七杂八事情，但就是比较贫困的这么一个上百户人家。90年代以来，村里陆续出去几个不好好读书而中途辍学的年轻人到外边闯荡社会。因为没有多少知识和技能，最要命的是还不想干力气活，辗转了几个城市后便把身上的钱全部花光。因为离老家有上千里的距离，几个人的余钱连吃饭都成问题，何况还有每人好几百元的车费。怎么办？有人提出晚上去偷人行道上的下水丼盖卖钱。于是几个人猫在角落里候到半夜时分，一鼓作气把人行道上的井盖给翘了下来分别装进蛇皮袋，偷偷摸摸的扛到废品站给卖了(当时市场钢铁价格贼高)。他们用换来的钱美美的饱餐一顿，然后大天亮再潜回原地看看有没有公安调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根本就不见公安的影子，只见马路边上停着园林、环卫、自来水的好几辆车，都忙着陆续补井盖呢？这下他们明白了，这些相互扯皮单位，有了到派出所报案折腾的功夫，还不如立马就换上省心。于是这几个扒井盖的小偷就不再担心什么了，隔几天换个城区再扒人行道上的井盖，短短多半年功夫，他们就扒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安愣是没有逮着他们，钱自然卖了不少。甚至每人比他们村里开商店的老板都“赚”的多几倍。
　　年底回到村里取上了媳妇，安排家里盖起了新房。老乡们看到这几个年轻人立马奔到数万元户，就连乡长都不想干公职了，也想跟着这些年轻人闯荡江湖去。奇怪的是整村人并没有怀疑他们在外面怎么赚钱的，只觉得他们娶媳妇和盖新房是多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后来这些年轻人的亲戚万般要求下，都让上高中和初中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去闯荡江湖。再到年底回来，好家伙都开着丰田小货车回来了，村里一下子成了“县运输公司”，整个村的人都傻眼了，反正大多数的孩子干脆都不上学了，死也得跟着这几个村里的能干人出去赚大钱。就是连那些干正经生意和踏踏实实种田养鸡的实在人也加入到这个算来庞大的“队伍”。后来这个村有组织的分散在各个省份和各个城市，最早期的城市井盖全部让他们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导致各个城市里出现他们本村和相邻的几个村，在外地很多的废品站老板和废品加工厂，可谓是“偷盗、销赃、运输、加工、变现”等一条龙服务的庞大联合“军团”。当地政府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汇款流回来，间接的支撑了当地财政和带来的消费市场。即便知道这些村民干着违法的买卖，也都乐于接受了。这就是某省一个村庄如何变成小偷村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地区，甚至这个省，因为这些“老鼠村”的实际存在，而被牢牢的贴上“小偷”的标签。给整个省的人民带来无尽的苦恼。我们再来看看当今的文物鉴定领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从开始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局面，确实有相似之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民间文物艺术品收藏活动空前的活跃。尤其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专业盗墓疯狂和广大民众参与盗挖的10年。90年代之后，国外拍卖拍卖机构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不断拍出的天价文物古董，刺激着大陆的收藏市场越来越狂热。面对庞大的市场文物鉴定需求，文物鉴定机构和文物鉴定专家成为这一时期的香饽饽，甚至成为收藏市场上的灵魂性人物。反正只要具有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微博)、国家鉴定委、古陶瓷学会、考古所、收藏协会等背景的学者和专家，甚至一些单位的行政人员也都涉入到文物鉴定领域。当时文博界流行的潜规则是：要得火，就胡说。要得狂(名气)，就做狼(丧失良知)。要得忙(捞钱)，就坐堂(走穴)。
　　一些媒体的无知宣传，电视台“鉴宝”节目的大肆炒作，加重民众对收藏的狂热和不理智。文物政策的滞后，文博界人员管理的缺失，使得一些机构和个人失去求真务实的理智和良知。虽然名文规定文博界鉴定机构和从事鉴定的在职人员不得从事社会文物古玩的鉴定，但并没有相关制裁措施，也没有实际限制文博界知名专家和相关人员退休之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这给一些有名无实、有专无道、倚老卖老和唯利是图的一些“伪专家”创造了良好的发财机会。我们想想，如果把文物专家比作一名法官，但他们既不精通法律专业，也不顾国家尊严，更不讲究职业操守。那么，冤假错案和草菅人命的现象就会频频发生。这样的伪法官越多，社会就会越来越混乱。文博界有太多的“伪专家”接连出现，加上文博界的整体的沉默，使得这些“伪专家”大行其道，导致中国整个收藏和鉴定进入无序发展状态。前后上演了“假北魏陶俑”、“北京古玩假鉴定证书”、“河南某国有博物馆公开展览赝品”、“赝品挺进人民大会堂”、“捐假国宝到汶川”、“联合国国宝评奖”、“假壶王”、“24亿假金缕玉衣诈骗案”、“387万汝瓷案”、“收藏协会检测试验室”、“2.4亿假玉椅案”、“徐悲鸿假画案”、“坑爹连锁拍卖公司”、“广东山寨博物馆”、“河北山寨博物馆”等一系列荒唐事件。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荒唐事件，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大案要案和荒唐事件的背后，多都都有这些倚老卖老、徒有虚名的文博“专家”和民间“草台专家”参与其中。一些人由于闭门造车，确实忽视了现在文物造假能力，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圈套认识不清，往往被人利用。